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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鲁迅先生书法摭谈
　　魏文帝曹丕在其《典论.论文》中 说: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这句话，鲁迅先生应当是很赞赏的。因为当年在文学的道统与闲适之争中，老先生写了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，认为小品文属于文学上的“小摆设”，“不会有大发展”。这样“为人生而写作”的鲁迅先生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从“救国家，救人心”的角度出发，书法在先生看来只能是“小摆设”，他自然不会将书法放在多么重要的位置上。书法之于鲁迅先生，更多的是文章余事，一种闲情与逸致。然而，决不能以先生业余书者之身份，而抹杀其艺术水准之专业高度。
　　首先，鲁迅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，家学渊源，数位老师皆时代之硕儒俊彦。祖父周福清为晚清翰林；父亲周伯宜，会稽秀才；先生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”后，其师寿镜吾乃清同治八年秀才，为越中宿儒。留日期间追随老师章太炎，更是那个时代的国学泰斗，篆书名扬天下。如此家学渊源、又从游于众多硕儒名师，其书品必臻高格。
　　其次，鲁迅先生艺术兴趣相当广泛，举凡金石书画、汉画像石、古钱币、古砖砚、木刻版画等方面收藏甚富。老先生尤其热衷于搜寻碑帖拓片，据《鲁迅日记》中所列历年“书帐”作粗略统计，他持续所搜集的金石拓本（包括汉画像石拓片等）总数近六千余种。如此丰富的文物古玩字画收藏，自然不会是为了求其经济价值，更多的是欣赏与探究藏品的文化与历史本源。经年累月的研究，胸中自有万千气象，老先生艺术修养之高，鉴赏力之强，恐怕在大家辈出的民国时代，也可列于前茅。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鲁迅先生在书法实践上身体力行，自小用功。少年时，花大量时间抄写书本和讲义，《说文解字》、《茶经》等，都曾整本抄写。自小就具有了深厚扎实的童子功。先生在《呐喊》自序中说：“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里（北京绍兴会馆）抄古碑。”他从1912年到1926年教育部任职的14年间，空余时间几乎全用来抄写、校订、临摹古碑，为此先后在琉璃厂购买金石拓片数千张，“可见先生用功之勤，之深。抄古碑”使他“率性写去”之时章法合度、古气弥漫。许寿裳在《鲁迅先生年谱》中载：“先生著译之外，复勤于纂辑古书，抄录古碑，书写均极精美。” 先生尝自谓：“不要因为我写的字不怎么好看就说字不好，因为我看过许多碑帖，写出来的字没有什么毛病。”这种自信来自于先生数十年临摹碑帖的硬功夫！其弟周作人描述鲁迅校碑工作说：“他抄了碑文，拿来和王兰泉的《金石萃编》对比，发现书上错误很多，于是他决心要写一部精密可信的定本。他的方法是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，共几行，每行几字，随后按字抄录下去，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，至于残缺之字，昔存今残，昔残今微存影的，也都一一分别注明。”
　　鲁迅先生生前极少谈论书法，因此对其书法研究就缺乏真切的资料，但是从先生论及文艺的谈话总是能够看出点端倪来，如认为诗歌“造语还须曲折……锋芒太露，能将‘诗美’杀掉”，这种“诗美”理论想来也是他的艺术美感观点，应当与书法审美相通。另外鲁迅著作中唯一论说印玺的文章《代序》中，有诸如“古法””、“尔雅之风”、“神与古会”、“神情浑穆，函无尽之意”等类似古代书论中的美学思想。
　　鲁迅先生书法突出的风格特点是“清新刚健”与“古雅蕴藉”。 结体内敛而温厚，笔力沉雄而飘逸，线条含蓄而刚劲，于楷、行面目中融注了篆笔隶意，在清雅蕴藉的体态中，蕴育出一种萧散简远的魏晋风骨，于不经意处彰显了深厚的学养。郭沫若在为《鲁迅诗稿》写的序中称：“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，所遗手迹，自成风格，融冶篆隶于一炉，听任心腕之交应，朴质而不拘挛，洒脱而有法度。远逾宋唐，直攀魏晋。世人宝之，非因人而贵也。”
　　巍巍乎民国，大家辈出，灿若繁星，善书者不乏其人，但是绝大多数文人志士恐怕都无意于成为书法家。这种对待书法的态度是与中国古代文人一脉相承的。千年以来，书法一直被文人士大夫们视为政务之余修养身心、完善人格的雅好。他们重视书法，以书法高妙为荣，但却不愿以书法家自居。鲁迅先生更是如此，他深邃的思想，深厚的学养与文学功底，使他的书法品格不凡、境界高迈，然而因他“为人生而写作”的态度，身处风雨如晦于外、血迹斑斑于内的“铁屋子”里，也使他无暇无意去刻意追求书法繁复的技法、笔墨的情调与书体的丰富，更不会屑于以书法家自居了。所以他一生中有意为之的书法作品很少，而且多数作品是为了赠送身边好友，且所书内容多为其自作诗词。鲁迅先生对弘一法师书作颇为敬重，曾托好友内山完造“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”。笔者以为，鲁迅先生对弘一法师书法的敬重，还来自于同样曾为大文艺家的弘一法师对人与艺关系的根本态度。大师坚守“先器识，后文艺”古训，晚年更强调“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，况乎出家离俗之侣！”“朽人昔尝诫人云：应使文艺以人传，不可人以文艺传。”
　　这种为人为艺的观念岂不正是大先生的知音吗？